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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陵惨案600人是怎么回事
民国三十四年土匪勾结流氓恶棍在清东陵的惠陵进行烧杀抢掠，死伤600人，所以叫惠陵惨案。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冬天，时局动荡不安，清东陵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十几年前被军阀孙殿英赶走的一小股土匪再次卷土重来。这伙土匪勾结平谷、蓟县、兴隆、遵化等地的流氓恶棍、地痞无赖之徒，荷枪实弹，明火执仗大肆盗掘东陵，此次东陵劫难中，康熙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一些嫔妃的陵寝先后被盗掘一空。这次盗墓事件，最惨的是同治帝的惠陵。据盗墓贼被抓获后交代：同治帝只剩下了一把枯骨，而皇后阿鲁特氏尸体保存完好，盗墓贼把皇后娘娘衣服扒光，割开肚子在肠子里面寻找金子。
1941年日军对重庆轰炸叫什么惨案
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了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军事中心的重庆进行了持续数年的“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特别是1941年 6月4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的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晚上，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一起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6月5日夜，日军飞机突然来袭，警报声中，民众慌乱，挤入市中心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内。由于政府忽视防空设施质量，加上重庆当局不及时解除警报，秩序混乱，缺乏指挥,导致窒息。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 年6月9 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同年11月12 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11月，国民党军对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1937 年11 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航空部队使用法》规定：“第103: 政略攻击的实施, 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 并且重要的直接空袭市民, 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 挫败其意志。”这样，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不久, 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日军1939 年至1941 年对中国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 就是在此“政略攻击”战略下实施的。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和政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皇的命令下开始向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虚，2000人以上死亡，十万人以上无家可归。外国使馆亦受波及。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以零式战机护航轰炸，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称八一九大轰 炸。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估计数以千人死亡；称为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本段事件经过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洞门被打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 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 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本段事件分析警报错误 1941 年6 月5 日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廿四架分三批(每批八架) 袭渝, 自17: 33 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 28 侵入重庆市空投弹, 至19: 54 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 4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 20 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 1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 13 经丰都东逸。”警报情况是:“本部于18: 08 悬红球一个, 18: 18 发布空袭警报, 18: 57 发布紧急警报; 21: 18 悬红球两个, 21: 40 卸下两个红球; 23: 01 又悬两个红球, 23: 27 发布解除警报。” 警报信号的意义是: 悬挂红球1个, 预告空袭, 悬挂两个红球, 是空袭警报, 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 又卸两个红球是再次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警报种类是: 空袭警报: 敌机距离200—300 公里, 紧急警报: 敌机距离50 公里, 解除警报: 敌机离去200—300 公里。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5 个半小时的警报避难过程中, 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人们在空袭间隙中并未及时得到休息。这是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数超量 出事地点的较场口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 个出口, 长度438. 4 米, 乘以宽度2. 5米, 面积是1096 平方米。乘以高度2 米, 等于2392 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4 人ö平方米, 根据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 小时, 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 通常以滞留2 小时为准, 每人应有3 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 人。80 年代重庆市人防办勘测计算, 有木凳958 条, 每条坐3 人, 共计2874 人, 按每平方米4人计算, 占地575 平方米, 剩余面积521 平方米, 人防办按站着的人6 人ö平方米计算, 这只是一种随意的估计, 为3126 人, 又加上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按坐5 人ö平方米, 站6 人ö平方米计算,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 共计555 人。算式2874 人+ 3126 人+ 555 人= 6555 人。这么计算, 全洞最大超常容量为6555 人。关于惨案当天入洞人数, 尚未发现史料可以确证。但从现存档案中可知, 入洞者当超过万人，此为惨案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据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 他在空袭警报后进洞, 被人潮推压拥挤, 洞内发生打架情形。不久出现窒息征兆, 随之严重窒息开始发生。另据演武厅洞生还者郭伟波回忆, 容量超常, 致使缺氧窒息, 发生骚乱, 人群拥挤, 无法进退。管理混乱 防空管理的混乱, 也是导致惨案的一个原因。管理重庆空袭救护防护的机关, 主要有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和防护团, 但前两者不相统属, 防护团为义务组织, 成员缺少训练, 素质很差。这些都导致了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乱。如防空期间通告休息, 按照警报规定, 卸下两个红球表示紧急警报, 又悬红球两个是通告出洞休息。然而当天球台的警报灯球坏了, 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但是当年3 月航空委员会颁布《防空警报信号大纲》第11 条规定: “被毒地区日间用红旗夜间用红灯加以标识。” 于是, 这个信号的含义有两种, 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在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案卷67卷中有这样的记载中，“事后据报十八梯有防护团员百余人拥塞洞口及抢救不力，暨有人持枪威逼民众出外”、“闻当时有广东酒家某店员持手枪立于洞外，不准群众外出，免遭轰炸危险”。,也说明了疏导指挥工作的混乱。设计缺陷 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 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一个原因。如日本从1940 年“101 作战计划”开始, 运用长时间轰炸战术已经是常规。1941 年超过3 小时的轰炸有32 次, 占全年轰炸比例的44%。我方计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气量, 却仅仅以2 小时为限度,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 所以, 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 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 但隧道都很长, 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 使设施原理失效。另外, 又没有排水沟设施, 洞内积水无法解决, 天气炎热, 人口一多, 潮湿蒸发上来, 气闷难当。洞身高度不足,顶石风化, 进出口也太少, 也造成进出不便。贪污腐败 关于通风设备, 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 月中旬安装好了电动通风机, 6 月3 日试验开车, 约定5 日下午14: 00—17: 00 验收, 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 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据谢元模解释:“因本人非电器专家, 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 因该人未到, 故未往验收。” 据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 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 军政部拒绝验收, 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造成防空洞质量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挪用。据谢元模报告, 通风照明设备工程, 1940 年7 月到11 月为第一期, 军政部每月拨款12 万元, 应合计70 万元。1941 年2 月到5 月为第二期工程, 行政院直到1941 年5 月26 日, 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 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 万元, 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 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 年12 月, 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 具需款39 万元, 因为付不起钱, 只买了20 具, 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本段事件处理 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自知大事不好，慌了手脚。后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身携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效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至惨。 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遗职由重庆宠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剧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帧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草草了结。本段死亡人数 有关“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在史学界颇有争议，说法很多,大体上可以将这些说法粗略地划分为三档,即“百人说”、“千人说”和“万人说”。百人说，操纵痕迹很重 “百人说”的下限为461人,上限为992人。“百人说”主要是国民政府官方的统计和说法。“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但这些数据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惨案进行调查。此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称死亡人数的登记编号始终没有超过650人。6月10日,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在关于惨案善后事宜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抢救工作)延至6日16时20分告全部结束。除救出未受伤者一千余人不计外,共死亡827人,重伤165人……”7月3日,审委会正式公布了其调查报告,称惨案“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百人说”的数字明显有些当局人为控制和操纵的痕迹。 “大隧道窒息惨案”虽说是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直接造成的,但有关政府部门在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安装、平时的管理维护工作上的缺陷特别是临时的处置失措等方面也难辞其咎。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更是连续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加快彻查。为平息民众的愤恨情绪,在象征性的惩办了相关责任人后,国民政府又加强了对消息和报道的管制,特别掩盖了伤亡人数的真相。据惨案发生后不久到实地采访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说:“就我亲到尸骸累累的出事地区和向附近居民了解的情况来说,也深感该部难免有‘以多报少’的行为。”而且在官方的统计和报告中,有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吴国桢曾在报告中称警察局唐局长即报告只有750余名,以后续报,亦不过800余。而在事后的一次红十字会举行的宴会上,当有人问及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时,警察局长唐毅的说法却让人纳闷:“正如报上所载,大概是600人左右。”唐毅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约有200人的出入,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假设吴国桢的话是真的,那么唐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假设唐毅在事后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吴国桢在6月12日致审委会的报告中称唐局长“以后续报,也不过800余”一说更是难以自圆。千人说，缺乏依据证实 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的死亡人数,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当时在现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的负责人。从档案上看,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作为自始至终负责惨案救护工作的机构,它所报告的数字准确性更高。当然前提是这个数字没有受到政府和当局的影响和操纵。6月6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原因及抢救情况的函中称:“……三、截止本(六)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止,三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④6月8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称三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其中三处洞口分别运出人数如下:十八梯运出:童尸61具,男尸525具,女24具。石灰市运出:童尸26具,男尸66具,女尸70具。演武厅运出:童尸11具,男尸59具,女尸26具。”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461人,政府部门公布的数字也仅为500~600人,而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内部报告初为1018人,后为1115人,早已超过了当局公布的数目;而这时市长吴国桢和市警察局长唐毅却仍然在自欺欺人地向上级报告称“不过800余”。应该说当局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但却对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上报的数字不置可否,其企图掩盖事实之心可见一斑。虽然重庆卫戌总司令部迫于压力，试图伤亡人数增加来减轻舆论的谴责。但7月3日的审委会报告还是没有采用这一数字，更加引起的重庆各界的不满。 10月,在重庆市政府所作的6月份全市工作报告中谈到惨案死亡人数问题时称:“事后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等清验窒息死难同胞……计有户口可稽者共644人,遗族648人。”“有户口可稽者”和“遗族”二者相加,死亡人数总共达到了1292人。值得注意地是这一数字是市政府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人员等共同勘察后得出的，在政府刻意淡化事件的前提下，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6月12日,吴国桢在给审委会的报告中称:“……(死尸)已开始用卡车运往朝天门,以便转运至黑石子、大佛寺等处掩。由此可见,惨案死尸的掩埋地点有两个,一是江北黑石子,一是南岸大佛寺。另据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6月8日呈行政院报告中称:“清理出来的死尸除有38具当场由其亲属认领自行装殓外,其余用六辆卡车轮番运至朝天门。随即雇用木船多搬运至江北黑石子,并用轮船输送防护人员200名于7月5日赶赴黑石子开始掩埋。”这明显与现场幸存者回忆说有数十辆卡车来回运输不相符合，明显也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的谎言。大轰炸时期,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统计工作的精确度较低。在此特殊条件下,要对死亡人数作一精确统计,很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作出了也是难以令人认同的。万人说，较为符合事实 “万人说”的数据约为9000余人，在所有幸存者有关惨案死亡人数的回忆当中,“万人说”占绝大多数。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而曾入十八梯洞内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据悉该防空洞共有三个洞口,一个洞口尚且如此,三个洞口死伤人数当在万人左右。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三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三洞死了万把人。”近30多年,不少史家和史书采用“万人说”。据《重庆市志》第1卷称:“6月5日,日机于夜间轰炸重庆,导致较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窒息9000余人。”1955年重庆文史馆编《重庆市略志》称:“总计这个大隧道内的人数(死亡人数),至少总在万人以上。”
关于日本侵略我国的事件，除了圆明园的毁灭，南京大屠杀其他的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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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陵大盗金毓泽真的有这个人吗
没有，假的给你看看老孙的一段历史你就知道了！ 跟本没金毓泽这个人！早年，孙殿英投靠盘踞于安徽省亳州城的姜桂题部下。后来，他率部流窜到豫西巩县、宝丰、鲁山一带，投奔“庙道会”会首李凤朝门下，两年后自己成为“庙道会”会首。1922年，他拉着一批道徒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挂名当了营长之后，他独立山头，成为土匪头子，搜罗教匪，扩充队伍，自称旅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独立出来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昆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昆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昆战败，孙殿英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改称第二师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孙殿英率部在豫西、皖北一带到处攻城略地。军阀孙传芳、安徽省督军陈调元对他追缉。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流窜到山东济宁后，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第三十五师，他任师长。在改编为“直鲁联军”时，改称为第五师，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对于孙殿英挖清东陵，侮辱慈禧的历史怎么看
清朝覆亡后，无论清东陵还是清西陵都曾被盗过，而对慈禧陵墓造成实质性重大破坏的则是1928年孙殿英部队的公然盗掘。
孙殿英原本是帮会土匪出身，其先后投靠憨玉昆、张宗昌等军阀。北伐战争后，孙殿英率部投降了蒋介石，后被改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任军长，驻防在京津一带。
孙殿英的军队一向纪律很坏，又非嫡系，为了给养与生存，于是打起了盗墓的主意。
1928年7月初，孙殿英先是借口剿匪进入清东陵；4日至11日，又以军事演习戒严的名义将清东陵团团围住，以从容实施盗墓。
在此过程中，受害最大的正是被认为清陵中陪葬最丰厚的慈禧及乾隆的陵寝。
这里只说慈禧墓。最初，孙殿英们不懂盗墓而乱挖一气，但忙乎了两天，仍找不到地宫的入口。
后来，他们寻到一位当年参与修墓的老匠人，这才顺利找到地宫入口并用炸药将其轰开。
之后，在连续打开两道石门后，盗墓者进入最后的主墓室，上面停放的巨大棺椁，即慈禧太后及其陪葬珍宝的所在之地。
大功告成后，匪兵们并不敢动手而是对着棺椁三拜九叩，说明为筹集军饷而不得不盗墓，表白一番后，才开始破棺盗宝。
据一名自称是盗陵连长的回忆说：
“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
……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
如此，盗宝固然是事实，强奸尸体之说则未免太过无聊！
盗宝案事发后，舆论一致谴责，并要求南京政府严惩盗宝者。
据孙殿英身边的高参文强回忆，孙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要人行贿这才勉强过关。
不过，文强之说只是孤证，很难说这些宝物究竟是私吞、被毁还是行贿，或者为了购买军火而流向了海外。
总而言之，慈禧太后（及乾隆）的陪葬珍宝自此无声无息，杳无音讯，而这场盗宝大案也最终不了了之。
至于孙殿英，其在两年后的中原大战中叛蒋投阎（锡山）、冯（玉祥），一度还被委任为暂编第五军军长。
中原大战后，孙殿军投入张学良门下，不久又升为第四十一军军长。
抗战时期，孙殿英与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诚可谓“三姓家奴”，本性难改。
抗战结束后，孙殿英又因“曲线救国”而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后在1947年河南汤阴之战中被俘虏而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